【评论】从美术组到美术学院

【评论】从美术组到美术学院

志向往往源于兴趣,如果少年时代培养的兴趣能够浓浓地保持终生而不改其志,那么,他将有所作为。

王有政喜好绘画的根源,最早还要追溯到爷爷那里。爷爷不仅是擅长诗书的前清举人,还会画几笔水墨花鸟。然而,对王有政影响最大的是他的哥哥王有道。哥哥画得很好,使小有政对绘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经常到处乱画,至今老家的墙上还留有当初的痕迹。

王有政在万荣一中读初中二年级时参加了学校的美术组,由美术老师樊华亭辅导,常在课余和周末组织活动。樊老师是北京国立艺专毕业的学生,曾跟齐白石学过画,颇有功力。在老师指导下,王有政受到一些美术基本技能的训练。樊老师说他是个“画画的料”,更激发了王有政的学画热情。他开始读一些美术专业方面的书籍,如《怎样画速写》、《怎样画铅笔画》之类。他和美术组的同学除了谈论怎么画画,也谈理想。他已萌生了报考美术学校的想法。这时,哥哥王有道已是离家不远一所学校的老师,也常来参加弟弟学校的周末美术活动,对美术的共同爱好,使兄弟俩更能相互激励,对弟弟将来专学美术的想法,哥哥非常支持。

1956年夏秋之际,王有政在《山西日报》上看到一则西安美院附中录取新生的消息,名单中有张维忠、高国宪、胡启忠等人的名字,他便写信向他们求教。不久,他收到了回信,还收到他们寄来的素描作品。有政喜出望外,认真临摹之后,又把这些画稿小心翼翼地包好,寄还未曾谋面的学长。1957年,同一美术组的高年级同学史秉有考入北京艺术师范学院,也寄来自己和老师阿老的作品,让王有政临摹。学长的鼓励和帮助,提高了他的绘画技能,更增添了他学习美术的信心。需要一提的是,万荣一中美术组前后有好几位学生考入美术院校。

1958年王有政初中毕业,学长史秉有写信建议他报考北京的美术学校,有政也很想上他那儿去。可是父母亲说,先不说考上、考不上,就是上北京的盘缠也凑不齐。而西安要比北京近许多,一趟路费也要四元零六分钱,反复盘算,还是决定去西安。路费是大哥给的,他是家里唯一在外挣工资的人,他给了弟弟二十元钱,有政知道,大哥的月薪只有三十四元。

不久,王有政收到西安美术学院附属中等美术学校的录取通知书。一个生长在穷乡僻壤的农村娃,能考入这样一所心仪已久的专业学校,真是一件天大的喜事。

1958年9月,王有政怀揣录取通知书,离别故乡,在运城登上火车,穿越风陵渡黄河大桥,经潼关,直奔西安。车速缓了下来,听说西安车站快要到了,他既兴奋又有点紧张,急忙从行李中取出特意在运城买的一双洋线袜子,套在他野性十足的大脚上——这个初次进城的农村小伙以为,光脚丫子是要被城里人笑话的。他跟着下车的人流,踏上西安的圣土,却发现满街的人并不穿袜子,不仅光着脚,还穿短裤,光着腿!

王有政被编入附中六二级乙班,刘树青老师是他们的班主任。

附中实行四年制,约有一半时间学习美术专业课程,如素描、水彩、国画、书法、艺术欣赏等;另一半时间学习普通高中课程,如文学、历史、俄语,以及数理化等文化课程。这种课程安排很适合王有政的口味。

王有政考上西安美院附中时,“反右”和“大跃进”运动刚刚过去,学校里悬挂着“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等大幅标语,苏俄式美术教学体系主导着学校的专业基础教学。同学们要么在教室里谈论契斯恰可夫的素描,要么下乡边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边画速写。农家出身的王有政比城市学生更快地适应了这种学生生活,每学年两个月的下乡实习,都要画大量的农村生活速写和创作小构图。

使他倍感温暖的是结识了同班一个同样出身农家的同学,名叫赵益超,咸阳周陵人。不久,这一位周陵塬上的少年与河东万荣塬上的王有政成了志同道合的朋友。四十多年后,王有政在他为英年早逝的挚友写的祭文《哭益超》中说:“咱俩同年,那时咱俩都是17岁……你我住在同一宿舍里,同一个架子床。咱们一起在素描教室画素描;一起到少陵塬下的樊川潏河边稻田埂上散步;一起到兴国寺的古刹里画水彩;一起劳动,劳动对我们是行家里手,比城里来的同学会干活;我们一起做着将来的画家梦……”

1961年,读到附中三年级时,“三年自然灾害”来临,学生和老师们一面要设法开荒弄吃的,一面要坚持上课。这一年9月,为了度过灾荒,许多机关学校实行人员精简下放。这时他又患上肺结核,学校决定将他列入精简名单,让他休学回老家养病。刚20岁的王有政怀着复杂的心情回到老家山西省万荣县西景村,完全以一个农民的身份,在生产队里参加劳动。

回山西老家不久,他就收到来自陕西咸阳周陵公社小益村的来信,赵益超也被学校精简,回乡当农民了。

王有政回家养病的第一件事,是将院里不用的偏门过道隔成一间画室,名为“方山画室”。“方山”是万荣县旱塬上那座“孤山”的俗称,他曾在画室中思索日后的“路”,想到祖辈的耕读生涯,如果不能复学,他便开始一种“耕、画”生活,彷徨的心绪踏实下来。

进入腊月,农村开始热闹起来,政娃和哥哥几乎“承包”了弯子巷和西景村关于画画写字的事,应各家要求,写一些“抬头见喜”、“手到风来”、“衣服满箱”之类的条幅或斗方。

“方山画室”也成了队里春节文艺活动的议事策划之地。一天,他和伙伴们吸着纸烟,吞云吐雾,为一件什么事情入了神,手间的烟也忘了吸,那烟头自燃着,烟灰已很长了。母亲在一旁看见了,提醒儿子说:“你拿钱买了烟,要吸就一个劲地吸吧,别让它自个儿烧完了!”

日子过得飞快,通过一年半的劳动,他学会了大部分农活,体重增加到146斤,变成生产队最有力气、啥活都能干、最棒的小伙子了。

1962年年底,王有政收到西安美院附中寄来的通知,让他返校复学。

王有政回到西安市南郊兴国寺的学校,这时“三年自然灾害”已度过,学校情况好转。他插班到六四级继续学习。当时茹桂老师是六四级班主任,兼任文学课教师,在古文方面给予同学许多教益。后来,这个班出了几位颇有作为的人才:人物画家王有政、郭全忠,美术理论家王宁宇、康平(程征),书法家薛锁柱(薛铸)等。

【评论】从美术组到美术学院

王有政很快适应了新的集体,这下更体会到学习机会的宝贵,十分刻苦。当年放寒假,王有政没有回山西老家,一个人留在了学校,画一幅构思已久的作品。

校园山坡上下到处是常绿的乔木,风景如画,有好几眼清冽的山泉供应全校师生洗漱和饮用,是西安郊区一个令人羡慕的花园景区。校园里平时就很清静,假期更显得静谧空旷。王有政在一间素描教室里开始了第一次创作。画面上横向展开一条舞龙灯的队伍,旱船、高跷穿插其中,围观的男女老幼熙熙攘攘,气氛红火欢腾,表现了画家对农村春节生活的印象,题为《正月》。开学后,老师和同学们面对这幅画,称赞他:“搞创作能行!”

1964年7月,王有政从附中毕业了。这一年西安美院国画系只招收五名新生。王有政因创作成绩突出,得到刘文西老师赏识,被录取了。

“政娃考上大学啦!”他成了西景村当时唯一的大学生,在家乡是一件了不起的大新闻。

大学实行公费制,有政的大学生活几乎完全靠助学金维持,每月16.5元人民币,其中12元用于伙食,其余可以买一点绘画材料。那时物价低廉,学生们的生活也十分节俭。

王有政由附中升入西安美术学院六九级中国画系人物画专业,这个专业正是他所向往的。班上只有五名学生,除了王有政,还有耿建、蒋一功、师锋光、郭全忠。陈光健老师是班主任,她是刘文西老师的夫人,出色的人物画女画家,非常精明能干。学校里有很多有名的老师和教授,如王子云(美术史家)、刘蒙天(院长、版画家)、余钟志(水彩画家)、陈瑶生、罗铭(山水画家)、郑乃珖(花鸟画家)、刘文西、陈忠志(人物画家)、叶洛、武德祖、谌北新、周正(油画家)、邸杰、李习勤(版画家)、马改户、陈启南(雕塑家)等等。在三年自然灾害后和“文革”前的一段时间里,国泰民安,老师同学教与学和创作的热情都很高。

他们班由郑乃珖、陈忠志、陈光健三位名画家任教,还能向著名人物画家刘文西请教。

刘文西老师当时很年轻,正值创作盛期,《祖孙四代》和许多表现陕北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就是这时创作的。

郑乃珖老师的工笔花鸟在全国独树一帜,他给同学们手把手地教。1964年秋天,郑老师亲自带领王有政班上五名同学到西安兴庆公园画菊花。郑老师的工笔白描功力很深,他要求学生一定要练好勾线基本功,说:勾线凭腕力,他的腕力是从小练就的。童年时代,家里很穷,靠母亲给人做针线维持生活,每当忙时,便拔下银簪让小乃珖在地上画着玩,几年下来,长长的银簪磨秃了,只剩下一寸来长。王有政明白,老师是用亲身经历告诫同学们,学中国画,必须练苦功,而且要一辈子重视练功。

陈忠志和陈光健两位老师在人物画的表现技巧、创作经验和相关美学问题诸方面都做过深入的传授,并影响了王有政的一生。

学校图书馆藏有数以千计的古画和大量的专业图书;陈列馆里长期陈列老师和高年级毕业生的优秀作品,不时还举办各种画展,校际之间的学术交流也比较活跃。美院的国画教学,尤其是人物画教学实行的是俄罗斯契斯恰科夫素描体系和中国古代传统绘画技法相结合的绘画基础训练方式,注重培养学生扎实的写实能力和造型基本功。画模特和下乡实习—一边“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一边画速写—是每学期都有的必修课。在创作方面一律实行“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这种训练体系,特别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为王有政后来的创作方向奠定了基础。

当时低年级的同学经常到高班去看师兄师姐画画。那时,王有政想象能力比较强,根本不用素材,但画出来的人物形象都是概念的。有一次到国画系高材生马云的画室,发现他画中的形象都有来自生活的素材,而且用心地琢磨每个人物形象的味道。王有政想起学美术史时,有关现实主义的美学原理和创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等创作原则,以及当时被师生们奉为典范的俄罗斯巡回画派大师列宾、苏里科夫等创作的《伏尔加河上的纤夫》《查波罗什人》《近卫兵临刑的早晨》《女贵族莫罗佐娃》等名作,十分重视寻找和选择生活素材的故事,便决心改变自己单凭想象的画法。到毕业时,他对从生活到画面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已基本掌握。

他发现,学校里的专业老师可以分为两类:有的老师素描、色彩、笔墨等绘画基本功非常好,但不善于创作;有的老师不仅绘画功力扎实,而且很善于创作。要做画家,怎么能不学会创作呢?有政决心向创作方面努力,以创作带动基本功训练,后来他才体会到,这是一种更为全面的艺术家基础训练途径。所幸他的三位人物画老师刘文西、陈忠志和陈光健的创作能力都非常强。1964年,一种“左”的倾向逐渐从社会上影响到学校里来,有人认为画“模特”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提出要直接到工厂农村去画工人农民。受其影响,王有政在大学期间的创作实习几乎都是沿这一种影响进行的。1965年,他回到故乡,以劳动模范王传河为原型创作了一位农村老饲养员的形象。接着,陈光健老师带他们去陕北洛川进行教学实践,同去的还有高他们一级的学生以及领队老师刘文西。在这对著名夫妻画家的指导下,王有政画了一件真人真事:母马死了,饲养员硬是用羊奶将小马驹喂大。他被小伙子的事迹感动,就和那个小伙子一起住在饲养室里,画了年轻饲养员用奶瓶喂马驹的情景。不久他又到长安县上塔坡村实习,那个村的民兵很出名,他画了一位英姿飒爽的女民兵。

可是,频繁的政治运动不断地扰乱学校的教学秩序。1966年春,他们全年级的学生和老师被派往商洛山区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初夏,师生们奉命返回学校。全国各大学停课,许多老师遭受批斗。“文化大革命”的政治风浪波及静谧的兴国寺,一股“造反”狂潮冲垮了美术学院的教学秩序。这时,“贫下中农”出身的王有政和对立的两派老师、同学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在造反派头目的眼中是“逍遥派”,什么事也不找他,这倒使他落得一身清闲。正好当时社会上各种大型展览会又都离不开美术人才,于是便派他去干这个活。从此,王有政出入于一个又一个展览.备.所,画领袖像、宣传画、展览插图……在特殊时期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满足绘画的兴趣,积累绘画的经验,这对他来说,不啻是“乱世”中的天堂了。

1969年冬季,王有政结婚了。妻子孙玉凤(孙焰)是西安外语学院英语系学生,他们是在西安大专院校举办的展览会上工作时认识并相爱的。

1968年按照院“革委会”通知,王有政返校参加专案组,交给他的任务恰恰是审理他的老师、著名画家刘文西的专案。这种带有戏剧性的荒诞一幕,在那个特殊年代中,实在是严肃得不能再严肃的事。王有政以他实事求是、与人为善的本性,决不会伤害他的恩师和一位优秀的画家。这两代画家的师生之情,以这种极端扭曲的形式日益加深了。

1969年是国庆20周年,王有政画了一幅工笔重彩画:《炮打司令部》。在刻画毛主席形象时,得到刘文西老师的指点,这幅画被选送陕西省国庆20周年美展。当时大多数著名画家还在专案审查中,没有权利创作和参展,所以这次美展多为年轻一代画家的作品。王有政和几位青年人的作品引起了美术界的重视。这一“炮”给他的人生命运带来了决定性的改变。

国庆20周年陕西省美展是由省群众艺术馆承办的。王有政的《炮打司令部》引起了这个艺术机构负责人的极大兴趣。1970年,已经29岁的王有政和小他3岁的同班同学郭全忠被分配到陕西省群众艺术馆从事美术专业工作。

“文革”开始后,同全国一样,陕西省美术家协会等四大协会均被解散,原先由四大协会负责的文化艺术活动,皆由当时唯一存在的文艺机构—陕西省群众艺术馆—承担。实际上,它已集四大协会的基本功能于一身,群众艺术馆的专业人员承担着全省专业的和群众性的全部美术工作,拥有组织者和创作者的双重身份,下可与基层美术创作者沟通,上能与省内乃至全国的大艺术家接触,陕西省一些文艺界的“权威”在这非常时期也纷纷寄身于此。这对丰富王有政的美术工作经验、开阔艺术视野、提升艺术的层次,无疑是一种难得的机遇。

他终于走上一条职业艺术家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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